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

确立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社会融资总量是我国金融发展新时期一个重大的理论范畴和政策方向，它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金融的新内涵以及金融与经济的真实关系，应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中间目标。

另一方面，输入性物价波动将成为我国近几年物价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动因。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公众预期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货币政策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关系的考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变动较大，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后来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抬头并存的新形势，又及时回归稳健。

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既防通货膨胀，又防通货紧缩，既保持对内稳定，又保持对外协调，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成熟。其实，研究社会保障或劳动关系的专家都知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在确定贫困线时，很重要的一项区别就在于其中精神性和文化性需求的含量不同，发展水平越低的地方，其贫困标准越贴近生物人的生存需要，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则更多地考虑人的全面需要。

如此解释看似简洁明了，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这样的解读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进入新世纪以来，春节过后企业招工的形势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一边是部分打工者赶早动身进城，希图找一个好工作。这个新阶段对于劳动者来说完全是自发的，他们是在接触社会包括反映在大众传媒上的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内心需求的转变。不过，这里涉及的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之类局部举措，而是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重大调整，这恰恰是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课题。

其实只要留心新一代打工者的消费方式，就可以发现，他们用于自身消费的部分早已大大超出父辈，如果说父辈出外打工主要是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在他们则是为了生命质量的提升。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招工难只是一个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当打工者人数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要求时，工资上涨成为自然现象，而产品价格因为市场不景气，无法上涨，两相挤压之下，企业无力承受劳动者提出的工资价格，招工难就无法避免。

这种由于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较之单纯性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对企业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代表着一种长远的趋势——劳动力价格中人性部分的上涨。一边是企业一个劲儿地巴结员工，希望尽快进入正常运行，可就是两边对不上口径，企业连声说劳动力成本受不了，而打工者则诉苦这点薪水在城市里没法过活如果说，前几年因为打工者谋生的刚性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血汗工资，这几年则是企业主开业的刚性需求碰上了打工者宁折不弯，甚至不惜同归于尽——我拿不到工资，你也休想赚钱。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招工难只是一个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当打工者人数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要求时，工资上涨成为自然现象，而产品价格因为市场不景气，无法上涨，两相挤压之下，企业无力承受劳动者提出的工资价格，招工难就无法避免。

如此解释看似简洁明了，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这样的解读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何况这个新阶段还来得真不是时候，材料价格连年上涨，市场持续不景气，本来已让一无核心技术，二无品牌优势的中小企业压力巨大，订单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现在工资还要涨，人员更是留不住，接下的订单不是亏本就是延误，岂不风险加倍？如果企业由此无奈关闭或被迫倒闭，最后不仅是GDP缩水，恐怕失业率暴涨，劳动者不但拿不到体面工资，生计也出现问题，到时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风险？说到这里，陷入死结的劳资博弈的破解方案好像自然出现了，当招工难有可能演化为公共课题的时候，隐藏在劳资双方背后的政府就不能不登台亮相了：各级政府通过减免税费，为处于竞争中的企业创造更加和善的经营环境，增加劳动者和资本共同创造的财富中可以由劳资双方协商分配的比重，让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让资本获得合理的利润，保证中国经济的活力，保证劳动者充分的就业，成为化解招工难的真正解药。当下招工难的真正内涵不仅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供应不足，而是作为人的劳动者的内在需求的提升：经济收入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亲情、团圆、欢聚、休闲等更带有精神性、文化性的需求，开始与之分庭抗礼。而对于企业则是有些突然，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习惯于朝南坐，街上有的是打工者，爱来不来，对门可罗雀相当不适应。

进入专题： 劳工荒 改革 。一边是企业一个劲儿地巴结员工，希望尽快进入正常运行，可就是两边对不上口径，企业连声说劳动力成本受不了，而打工者则诉苦这点薪水在城市里没法过活。

其实只要留心新一代打工者的消费方式，就可以发现，他们用于自身消费的部分早已大大超出父辈，如果说父辈出外打工主要是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在他们则是为了生命质量的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春节过后企业招工的形势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一边是部分打工者赶早动身进城，希图找一个好工作。

如果有关劳动者过年加班抉择的这一观察，可以同样用来分析年后招工的一幕，那我们就必须跳出单纯着眼供求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模式，而引入新的变量：不是劳动者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愿意接受血汗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了。这种由于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较之单纯性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对企业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代表着一种长远的趋势——劳动力价格中人性部分的上涨。不过，这里涉及的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之类局部举措，而是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重大调整，这恰恰是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课题。形象一点地说，年后铁路公路输送进城的劳动者总量不一定减少，但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低工资企业招聘摊位前的打工者数量真的少了。这个新阶段对于劳动者来说完全是自发的，他们是在接触社会包括反映在大众传媒上的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内心需求的转变。其实，研究社会保障或劳动关系的专家都知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在确定贫困线时，很重要的一项区别就在于其中精神性和文化性需求的含量不同，发展水平越低的地方，其贫困标准越贴近生物人的生存需要，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则更多地考虑人的全面需要

那么既无法通过何种方式来形成有效的利率水平，更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总之，当前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现有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障碍把改革推进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承担信用风险定价的主体是根本无法形成，无论是对金融机构来说还是对客户来说，都是如此。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阻碍金融改革的格局，国内利率市场化将面对重要的障碍。

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就是通过证券化来发展债券市场及形成银行市场长期收益曲线。其实，中国利率市场化最大问题就是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问题，而不是这种改革对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冲击与影响的问题。

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整个利率的水平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形成，但是通过没有成熟的市场价格机制或利率形成机制，那么利率水平又如何来决定。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内绝大多数银行不仅走出了当年不良贷款巨大的困境，反之成了世界上赢利最好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当前银行利率管制模式，银行利率市场化根本就不可能。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价格机制扭曲不仅表现金融资源无效配置，比如大量金融资源不是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高风险的各种投资市场，从而导致国内不少弱势行业及企业严重的金融挤出效应。

这无法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反之，它将成为一种新积累金融风险的工具。这种限制结构不合理性，既无法让监管部门从现有的短期利率变化来了解市场长期利率的变化，也给金融机制增加很大的风险。

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条件是否成熟？从现有的主流意见来看，利率市场化或放开当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这种改革的最后一步。进入专题： 利率市场化 。

这种机制的利益关系的路径相依已经成了当前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改革的最大障碍。其实，银行资产证券化的问题既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教训问题，更是这种金融工具信用扩张边界问题。

如果以为中国金融市场深化不够，银行资产过度证券化。政府不仅没有减弱对国内银行直接及间接注入资源的政策，反之还在强化这种政策（比如强调扩张大商业银行利差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国内银行轻易地谋到暴利。但是，就目前国内的信贷市场来说，不仅政府对其市场具有绝对主导作用及市场信用由来政府隐性担保，而且政府也对市场实行各种管制。这既有利于防范国内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也有利于改变国内企业的融资结构。

第四在现有的利率管制模式下，银行利率期限结构及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也就应之而生。只有把相应的基础条件准备好，利率市场才能真正放开。

这应该是国内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为何国内商业银行敢于对高风险客户贷款及高价进入住房市场投机炒作者敢成为房闹的根本所在。

因为，当前完全扭曲了基准利率制度不仅导致整个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严重的无效率，它也是一种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而对绝大多数人利益掠夺的财富转移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迫在眉睫。